離婚后子女留學費用之爭：李某與劉某案——解析撫養費約定邊界與大額教育支出承擔

李某（男）與劉某（女）曾是夫妻，兩人于2003年6月生育一女小李。2019年9月，李某和劉某因感情不和協議離婚，并簽署了一份《自愿離婚協議書》。在該協議書上，兩人約定小李隨劉某共同生活，李某自2019年10月起每月支付1000元撫養費，截止時間為“直至孩子參加工作”。雙方還在《自愿離婚協議書》上約定“小李的教育、醫療、保險等大筆資金支出以男女雙方一人一半的方式承擔”。離婚后，李某根據離婚協議的約定，每月按期支付小李的撫養費，直至小李大專畢業。

　　2024年7月，已成年的小李決定前往國外留學，并收到了國外某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對于出國留學將產生的大額教育支出如何承擔這一問題，劉某和李某未協商一致，劉某將李某訴至法院。劉某認為，根據離婚協議中的約定，李某應當承擔女兒小李未來三年可能產生的留學及生活費用的一半，共計54萬元。

　　李某辯稱，小李目前21周歲且大專畢業，其已經根據離婚協議的約定履行撫養義務。劉某執意讓小李出國留學，其并不贊同，經濟條件上也無力再承擔高額留學費用。

一、案件核心矛盾拆解：從 “離婚協議約定” 到 “成年子女留學支出” 的沖突演進

（一）矛盾起點：離婚協議中撫養費與大額支出約定的 “模糊性”

表層爭議：“直至孩子參加工作” 的撫養費與 “留學費用” 的關聯

李某與劉某在離婚協議中約定 “李某每月支付 1000 元撫養費至孩子參加工作”，且 “教育、醫療、保險等大筆資金支出一人一半”。劉某主張 “留學費用屬于教育類大筆支出”，需按協議由李某承擔一半；李某則認為 “撫養費已支付至孩子大專畢業（21 周歲），且孩子已成年，留學非必要支出，無需承擔”。爭議核心源于協議對 “大筆教育支出” 的界定未明確 —— 未區分 “義務教育 / 高等教育” 與 “留學教育”，也未約定 “孩子成年后是否仍需承擔大額支出”，導致雙方對條款的理解完全對立。

潛在隱患：“必要教育支出” 與 “個性化教育選擇” 的認知差異

離婚協議簽訂時（2019 年），雙方可能默認 “大筆教育支出” 為孩子常規學業所需（如國內中小學、大學學費），而非超出常規范圍的留學費用。劉某認為 “留學是提升孩子競爭力的必要選擇”，屬于協議約定的教育支出；李某則視 “留學為劉某單方決定的個性化需求”，且自身經濟條件無力承擔，這種認知差異在孩子成年后爆發，使矛盾從 “撫養費履行” 升級為 “大額額外支出的承擔爭議”。

（二）矛盾焦點：三大核心法律問題的界定

核心爭議一：成年子女（21 周歲）的留學費用是否屬于 “法定撫養義務” 范疇

根據《民法典》第 1067 條，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或 “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有撫養義務。“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通常指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教育，或因喪失、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等非主觀原因無法維持正常生活” 的子女。本案中，小李 21 周歲且大專畢業，已具備獨立生活能力，不屬于 “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李某的法定撫養義務已終止。劉某主張的留學費用，超出法定撫養義務范圍，需進一步判斷是否屬于離婚協議約定的 “大筆教育支出”。

核心爭議二：離婚協議中 “教育類大筆資金支出” 是否包含 “成年后留學費用”

協議約定的 “教育、醫療、保險等大筆資金支出一人一半”，需結合 “簽訂背景” 與 “常理” 判斷范圍：

劉某的主張邏輯：認為 “教育支出” 無年齡限制，留學屬于高等教育的延伸，且協議未排除成年后支出，故李某需按約承擔一半；

李某的抗辯理由：主張協議簽訂時雙方針對的是 “孩子未成年期間的必要教育支出”，大專畢業已完成常規教育，留學是額外選擇，且自身不贊同、經濟無力承擔，不應納入協議約定范圍。

這一爭議的關鍵在于 “協議條款的解釋規則”—— 需優先按 “文義解釋”，再結合 “目的解釋”（協議簽訂時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孩子未成年期間的基本生活與教育）判斷。

核心爭議三：李某 “經濟無力承擔” 的抗辯是否成立

即使留學費用被認定為協議約定的 “大筆支出”，李某仍可通過舉證 “經濟困難” 主張減免。劉某需證明李某具備承擔 54 萬元一半（27 萬元）的經濟能力（如李某的收入流水、資產狀況）；李某則需提供證據證明自身經濟困境（如失業證明、負債記錄、家庭重大開支憑證），若能證明 “承擔費用會導致自身生活困難”，法院可能酌情減少或免除其承擔義務。

（三）調解 / 裁判難點：“協議約定” 與 “法定規則”“實際情況” 的平衡

協議約定與法定撫養義務的沖突

若嚴格按協議 “大筆教育支出一人一半”，可能與 “父母對成年子女無法定撫養義務” 的規則沖突；若完全按法定規則，又可能忽視協議的契約效力，損害劉某的預期權益。法官需在 “契約自由” 與 “法定邊界” 之間找到平衡，既不違背法律關于成年子女撫養的規定，也不輕易否定離婚協議的明確約定。

“必要支出” 與 “個性化需求” 的區分

留學費用相較于國內常規教育支出，具有 “金額高、非強制性” 的特點，需判斷其是否屬于 “必要教育支出”。若小李大專畢業后已能就業，留學并非 “維持正常生活或發展的必要選擇”，則可能被認定為 “個性化需求”，需由父母協商或自愿承擔；若小李所學專業需通過留學提升競爭力（如某些特殊領域），且有證據證明留學的必要性，則可能被納入 “必要支出” 范疇。

二、法律定性與裁判邏輯：基于《民法典》及司法實踐的解析

（一）成年子女留學費用的法定撫養義務界定

法定撫養義務的終止節點

根據《民法典》第 1067 條及相關司法解釋，父母的法定撫養義務通常終止于子女年滿 18 周歲，或年滿 16 周歲以自己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或完成高中及以下學歷教育。本案中，小李 21 周歲且大專畢業，已超出法定撫養義務的年齡與學歷范圍，李某無法律強制義務承擔其留學費用 —— 這是裁判的核心法律依據，劉某僅能通過離婚協議約定主張權利，而非法定撫養義務。

“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的排除適用

小李大專畢業，身體健康，無證據證明其 “喪失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也不屬于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教育”，不符合 “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的認定標準。即使留學期間無收入，也屬于 “主動選擇延長學業” 導致的暫時性無收入，而非 “非主觀原因無法維持正常生活”，故不能適用 “父母仍需撫養” 的例外規則。

（二）離婚協議中 “大筆教育支出” 的解釋規則

文義解釋：協議條款的字面含義優先

協議約定 “教育、醫療、保險等大筆資金支出一人一半”，未限定 “教育支出” 的年齡或階段，從字面看包含孩子所有階段的教育支出，包括成年后的留學教育。但需結合 “目的解釋” 進一步驗證 —— 協議簽訂時（2019 年），小李 16 周歲（2003 年出生），雙方的核心目的是保障小李未成年期間（至 18 周歲）及后續常規學業（如國內大學）的支出，留學費用可能超出當時的預期范圍，需結合常理判斷是否屬于 “協議隱含的排除范圍”。

目的解釋：結合協議整體與簽訂背景

離婚協議中同時約定 “撫養費支付至孩子參加工作”，“撫養費” 通常包含子女日常生活、常規教育的基本費用，而 “大筆教育支出” 是對 “撫養費不足部分” 的補充（如高額學費、課外輔導費）。若小李大專畢業已達到 “可參加工作” 的條件，撫養費本應終止，此時的留學費用已超出 “補充常規教育支出” 的目的，更符合 “超出協議預期的額外支出”，法院可能認定 “協議約定的大筆教育支出不包含成年后留學費用”。

公平原則：兼顧雙方意愿與經濟能力

即使協議條款字面包含留學費用，法院仍需考慮 “李某是否同意留學” 及 “經濟能力”：

若李某自始不贊同留學，且能證明留學是劉某單方決定，未與自身協商，從 “意思自治” 角度，不應強制其承擔非自愿的額外支出；

若李某經濟條件確實困難（如舉證收入低、有其他債務或贍養義務），強制承擔 27 萬元費用會導致其生活顯著惡化，法院可依據《民法典》第 6 條（公平原則），酌情減免其承擔比例或金額。

（三）類似案例的裁判傾向參考

支持部分承擔的情形

若離婚協議明確約定 “子女成年后接受高等教育（含留學）的費用一人一半”，且父母經濟條件允許，法院可能支持主張。例如，某案例中，協議約定 “子女大學及以上學歷教育費用雙方各承擔 50%”，法院認定留學屬于 “大學及以上教育”，判決父母按約承擔。

不支持或酌情減免的情形

若協議未明確包含成年后留學費用，或子女已具備獨立生活能力，或父母經濟困難，法院通常不強制承擔。例如，某案例中，子女成年后自費留學，父母未協議約定，法院判決 “留學非法定必要支出，父母無強制承擔義務”；另一案例中，父親舉證失業且需贍養老人，法院判決其僅承擔留學費用的 20%。

三、實務啟示：離婚協議簽訂與子女大額支出爭議的應對

（一）離婚協議簽訂時：明確 “大額支出” 的范圍與邊界

細化 “教育類大筆支出” 的定義

約定 “教育支出一人一半” 時，需明確：

階段范圍：如 “僅包含子女未成年期間（至 18 周歲）或高中及以下學歷教育的支出”“包含國內大學本科及以下學歷教育支出，不包含留學、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支出”；

金額標準：如 “單次支出超過 5000 元的教育費用視為大筆支出”；

決策程序：如 “涉及留學、私立學校等大額教育支出，需雙方書面協商一致，一方單方決定的，由決定方自行承擔”。

通過細化條款，避免后續因 “范圍模糊” 引發爭議。

明確成年子女支出的約定

若雙方希望對子女成年后的教育支出（如留學、研究生）做出約定，需在協議中明確：

“子女成年后若選擇留學 / 研究生教育，雙方各承擔費用的 50%，直至學業結束”；

同時約定 “若一方經濟困難，可協商減免，協商不成的，由法院根據實際情況裁決”，兼顧靈活性與可執行性。

（二）爭議發生后：理性舉證，依法主張權利

劉某（主張方）的舉證重點

離婚協議原件：證明 “大筆教育支出一人一半” 的約定；

留學必要性證據：如小李大專專業與留學方向的關聯性、留學后就業競爭力提升的依據（如行業報告、招聘要求），證明留學屬于 “必要教育支出”；

李某經濟能力證據：如李某的收入證明、銀行流水、房產 / 車輛等資產信息，證明其具備承擔 27 萬元費用的能力；

協商記錄：如與李某溝通留學事宜的聊天記錄、通話錄音，證明曾嘗試協商但無果，自身非單方決定。

李某（抗辯方）的舉證重點

法定撫養義務終止的證據：如小李的身份證（證明 21 周歲成年）、大專畢業證書（證明完成常規教育）；

協議目的的證據：如離婚時雙方的溝通記錄（證明協議約定的教育支出針對未成年期間）、小李成年后可就業的證據（如招聘信息、就業推薦函），證明留學非必要；

經濟困難證據：如失業證明、工資流水（證明收入低）、負債憑證（如房貸 / 車貸合同、醫療賬單）、贍養義務證明（如父母年齡及健康狀況、贍養費用支出記錄），證明無力承擔高額費用；

反對留學的證據：如與劉某的溝通記錄（證明明確反對留學），證明非自身意愿的支出。

（三）司法與社會層面：強化協議指導與糾紛調解

司法層面：完善協議審查與調解機制

離婚登記時，民政部門可提供 “離婚協議模板”，提示當事人細化 “大額支出” 條款，必要時建議咨詢律師；

法院審理此類糾紛時，優先調解，引導雙方協商：如 “李某可承擔部分費用（如 10 萬元），剩余部分由劉某承擔”“雙方按比例承擔（如劉某 60%、李某 40%）”，避免判決激化矛盾；調解不成的，嚴格依據法律與協議作出裁判，明確 “法定義務” 與 “協議約定” 的邊界。

社會層面：加強家庭教育與法律宣傳

引導父母樹立 “理性教育觀念”，避免將 “留學” 視為唯一成才路徑，結合子女意愿與家庭經濟條件做選擇；

通過社區講座、短視頻等形式，普及 “成年子女撫養義務”“離婚協議條款細化” 的法律知識，減少因 “不懂法” 導致的協議漏洞與糾紛。

四、結語：協議約定的精準性與親子責任的理性平衡

李某與劉某的糾紛，本質是 “離婚協議約定模糊” 與 “子女教育需求升級” 碰撞的結果。在子女教育成本日益增高的當下，離婚父母需在協議中精準界定權利義務，既保障子女的合理教育需求，也避免因 “超出預期的額外支出” 引發矛盾。

對父母而言，“愛孩子” 不僅是滿足其教育需求，更需理性評估自身經濟能力與支出的必要性 —— 留學雖能為孩子提供更多機會，但并非唯一選擇，若超出家庭承受范圍或違背一方意愿，反而可能引發親子、 former 夫妻間的多重矛盾。對司法而言，需嚴格區分 “法定撫養義務” 與 “協議約定義務”，既維護協議的契約效力，也不突破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最終實現 “糾紛解決 + 權益平衡”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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